《外交事务》：这是“杰克逊人”的美国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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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卷土重来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周岳峰 编译

◤特朗普上台执政，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的民粹主义战胜了精英主义，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是一次分水岭事件，而且对西方自由秩序构成重大冲击。面对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浪潮，国际政治又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7年3/4月号刊发美国巴德学院外交与人文教授、哈德逊研究所杰出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分析。

美国大战略中的学派之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大战略深受两大学派影响，两者的重点均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稳定的国际体系。

△ 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让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仪”，在二战后为恢复全球经济落实金融和安全体系架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而威尔逊主义者也相信，建立一个全球自由秩序是美国的切身利益。由于将国外的腐败和专制政权视为冲突和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威尔逊主义者通过促进人权、民主治理和法治寻求和平。

在冷战后期，威尔逊主义阵营的一个分支，自由制度主义者注重促进各种国际机构的发展和日益密切的全球一体化；而另一个分支，新保守主义者则相信最好通过华盛顿单方面努力，或者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自愿联合起来推进自由议程。

△威尔逊

这些派别之争极为激烈，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它们都是在对于一项共同的全球秩序计划所做出的一种共同承诺内进行的。

近几十年来，由于这一计划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全球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掌控地位开始松动，出现了越来越多民族主义的、不太具有全球思维的声音。而认为建立全球秩序计划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失败，而且对此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公众开始对外交政策建制派提出了挑战。在二战前颇为风光，不过在自由秩序的全盛期失宠的杰斐逊学派和杰克逊学派又卷土重来。

杰斐逊主义者，包括今天所谓现实主义者在内，认为降低美国的全球形象将减少外交政策的成本和风险。他们寻求狭义定义美国利益，并以最安全和经济的方式推进它们。

而唐纳德·特朗普意识到，他的政治对手们未能意识到美国政治中真正狂飙突进的势力不是杰斐逊式的简约主义（minimalism），而是杰克逊式的民粹民族主义。

身份政治对精英主义的反击

△ 美钞上的杰克逊

特朗普所支持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根植于美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思想和文化中。对于形成特朗普支持基础核心的杰克逊主义者来说，美国并不是一个以实现一种普世使命为目标的政治实体。

相反，它是美国人民的民族国家，而且其最主要事务是在国内。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的例外主义并不是美国思想普遍吸引力的一个职能，而是根植于该国对于美国公民的平等和尊严的单一承诺中。

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只是间歇性地关心外交政策，而且它只是间歇性地参与更加广泛的政治。在寻求解释杰克逊主义势力飙涨时，评论员们注意到了诸如工资停滞、非熟练工人丧失好工作等因素，但这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看法。在历史上，身份和文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也不例外。

△ 漫画：特朗普杰克逊

杰克逊式的美国觉得自己被围困、其价值观受到攻击、其未来受到威胁。特朗普似乎是唯一一位愿意尽力争取其生存的候选人。

对于杰克逊式的美国来说，一些事件能激发起强烈的兴趣和政治参与，战争便是其中之一。

当敌人发动进攻时，杰克逊主义者立即转向对美国的防卫。类似的，杰克逊主义者参与国内政治最强大的驱动力，是其正在遭受诸如精英阴谋集团或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等内部敌人的攻击。他们担心美国政府被一心想着改变美国本质特征的邪恶势力接管。

许多杰克逊主义者相信美国的建制派已不再爱国了。“爱国主义”被定义为是对杰克逊式美国福祉和价值观的一种本能的忠诚。而且，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全是错误的。世界主义者认为杰克逊主义者是落后和沙文主义的，而杰克逊主义者则认为世界主义精英们接近于叛逆，因为后者认为将自己的国家和公民放在第一位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

由于美国近几十年来选择性地接受身份政治，所以杰克逊主义者对于精英爱国主义的不信任已经增加了。精英们对于非裔、拉美裔美国人、美国穆斯林等群体所提出的对文化承认的要求表示欢迎。不过对于大多数杰克逊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自身并不完全适合于那些类别里的任何一种。而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出现进一步加重了杰克逊主义者在文化上遭疏远的感受。

不少选民认为，美国两党政治集团对于国家核心价值观已产生了敌意。而枪支管制和移民则是这种看法得以具体化的另外两个问题。但对于由这两个问题所引发的感情问题的程度，以及有关枪支管制和移民改革的建议如何强化了杰克逊主义者对精英控制和世界主义的怀疑，非杰克逊主义者常常把握不定。

总之，在去年11月份参与大选投票时，许多美国人并不是对于某个政党，而是对于更广泛的统治阶级及相关的全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缺乏信心。许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不太关心某项具体的计划，阻止自己的国家“走向灾难”才是他们更为关心的事。

杰克逊主义者的新秩序

这一切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观察。许多从前的总统执政后不得不大幅度修改各自的想法，特朗普也许并不例外。人们也不清楚设法将他的非正统政策付诸实践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杰克逊主义者对于美国的全球参与和建立自由秩序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不过，这种现象更多源于对制定外交政策的这些人缺乏信任，而不是源于对于某种具体的替代性愿景的期待。他们反对贸易协定，不是因为他们了解那些极为复杂的贸易协定条款的细节和后果，而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些协定的谈判者不一定会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心上。

大多数杰克逊主义者并不是外交政策专家。对于他们来说，领导力必定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如果他们相信一位领导人或者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就准备好接受似乎有悖常理和很棘手的政策。

杰克逊主义者对于美国建制派不再抱有这种程度的信任了，除非这种信任获得恢复，否则他们将会严加约束华盛顿。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政策制定者对一些过于简单化的想法着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被驯服了，将不会再带来经济、社会或政治动荡了。他们认为各种非自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情绪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而且，唯有那些感到“愤愤不平”的输家才会相信它们。

鉴于这类观点，最近的许多事态——从“9·11”事件、反恐战争到金融危机，再到最近大西洋两岸愤怒的日益高涨的民族民粹主义——都让人跌破眼镜。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化和自动化已帮助打破了加固战后繁荣和国内社会和平的社会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发展下一个阶段将挑战全球自由秩序的根基以及这种秩序的许多国家支柱。

在这种新的世界无序状态中，身份政治的权力不能再被否认了。西方精英们相信，在21世纪，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将会战胜返祖现象和对部落的效忠。他们未能理解身份政治深深扎根于人类心灵之中，以及让这些根源在外交和国内政策领域找到政治表达的必要性。而且，他们未能理解世界主义和全球化所推进的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力量将会带来动荡，并且最终将会带来抵抗。

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国际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按照传统原则完成建立自由世界秩序这项任务，不如说是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这一自由秩序遭到侵蚀，并且在一种更可持续的基础上重新打磨全球体系。国际秩序不仅需要依赖于精英共识和权力政策的平衡，还需要依赖于各个民族共同体的自由选择。而且这些民族共同体觉得，它们受到外部世界伤害的程度应不亚于它们从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中受益的程度。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文请见社科报总1550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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